小编荐书|讲述中国生态环境现状

改善生态需要检讨我们的价值观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2016年1月31日

污染是工业化社会初级发展阶段的通病，不污染自己就污染别人。中国本来具有后发优势，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从容前进，，但仅仅几十年，我们就错过了清洁发展的良机。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污染最厉害的地区，大致对应于地理学中“胡焕庸线”的东南侧。发达地区产生污染却不能消化，还向欠发达地区输出。大城市动不动就埋怨周边地区输入了污染，这么讲，真不够厚道。大城市之所以能繁荣地运行下去，是因为有周边的支撑：食物、水、能源等供给和大量废物收纳。有人说，发达国家的环境就非常不错。但是，人家一方面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治理，另一方面已把污染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用田松教授的话说，人家处于现代化的“上游”（对应于传销的“上家”），我们想成为上游却办不到了，而找自己的“下游”（对应于“下家”）既不道德也不容许。

2014年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时说：“我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这是因为这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人早晨一起来，就打开手机查看PM2.5的数值，这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我们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可不是说向老天爷宣战，而是要向我们自身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宣战。”从演化论的角度看，污染问题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天人系统的一种病，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一种不适应现象。此种病由作为普通物种的人这种动物引发，是由少数人发动、多数人参与造就的作孽行为。但这种作孽行为却打着“现代化”“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之类的美好旗号。老百姓非但完全没有警觉，还趋之若鹜地成为作孽的帮凶。从收益（损失）角度分析，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产生和治理过程中，人类群体中并非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机会均等、利害均摊，相反，总是一小部分人牺牲多数人的利益而获利更多，环境问题的积累也必然产生政治效应，于是这些问题也必然是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政治问题。

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与政策导向直接相关。长期以来，发展或者超高速发展成了缓解社会矛盾、政治“维稳”的万能法宝。几年前北京市还在鼓励普通百姓购买小汽车，因为政府当时最在乎的是经济增长，而现在除了摇号还限行，一周限一天还不过瘾，据说还要把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照此下去每家两辆车将成为标配，再进一步，一周也可能只允许一天开车出行！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不从源头动手，环境治理就是一句空话。辩证法在中国成了变戏法。又要经济又要环境，表面上滴水不漏。又如“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字面上挑不出毛病，支持与反对转基因者都能读出自己想要的意思。可如何确保安全？谁来确保安全？什么叫慎重推广？有人故意违规如何处理？模糊的政策和法律在操作中变成了只要经济不要环境。如本书中所言，一些人叫嚣“宁愿被毒死，也不愿意被饿死”，这样的口号只肥了少数人，因为排污企业的老板很少在当地生活，甚至不生活在国内。癌症村的频繁出现，全社会已经审美疲劳，媒体起初还有一点报导的兴致，但相比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新事件，癌症村已不吸引眼球了。污染导致的通常是慢性中毒，不发展或慢发展也至于饿死人。连续十多年接近两位数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经济增长不是凭空吹泡泡，根本上离不开水资源、土壤、矿山和森林，有识之士早就发觉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灾难，因为自然生态系统不可能经受得起如此大体量的巨大扰动。不但大自然承受不了，个体的心理和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无法适应。如何知道我们的发展速度过快了？请注意一个基本事实：仅用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人就基本完成了从普遍吃不饱饭到需要花钱减肥的变换。伴随自然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传统文化、民风民俗的破坏更为严重。长期以来国家政策规定只许农民工进城（也面临各种歧视），不许城里人到农村落户，这导致文化的单向流动。再加上农村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就业者极少，这相当于在本来就需要输血的人身上再抽一滴血。城乡文化差别逐年扩大，农村人去村空，只有老人和幼童驻守，成了文化沙漠。缺少关爱的农村儿童与城里的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根本无法竞争。知识、能力只是一方面，而心理差别更为麻烦。

如何走出困局？讲究环境正义、讲究教育公平，走生态文明之路当然是对的。具体讲，减少污染和资源破坏，当然也是对的。但是，不破除GDP高速增长的大前提，其他都是细枝末节。节制欲望、降低速度才是根本！为什么一定要高速增长？6％还慢吗？3％不行吗？理论上没有人逼着中国必须高速增长，作为个体我们也并非总愿意天天给自己加码，是资本增殖的冲动和部分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小算盘而把高速增长确定为全民信条。百姓要的，不是GDP，甚至也不是几间房产，而是足够的安全感，能过上平平常常的小康生活。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俗，形象，递进式讲了三层意思，涉及到我们究竟要怎样的发展以及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宣传媒介可曾真的领会到了？各级政府如何着手落实？执行中会打多大的折扣？

环境严重破坏，主管部门不知道吗，负责项目可行性论证和验收的专家不知道吗？当然知道，而且清楚得很，但是土地、流河、空气是公共资源，不用白不用，另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现行的体制对当权者的任性几乎没有约束力。体制不改，中国的环境问题难以真正解决。在体制不大变的情况下，也总有人讲公道，讲真理吧？没错，大家会想到科学家，他们中的一部分正好就是上述参与项目论证和验收的专家。三聚氰胺毒奶的确是专家反复检验通过的合格产品，奶农也是经过专家有意无意辅导才知道三聚氰胺能改变检测计读数的。也确实存在科学家明目张胆地鼓励转基因种子非法释放的现象。化学杀虫剂、除草剂对环境的危害、杜邦特氟龙涂层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反应停”药物导致大量畸形儿等，都有科学家的特殊“功劳”：他们参与产品研发，以科学的名义为大公司产品的安全性作科学辩护。人们没必要过分指责具体的当事人，但不能遗忘一些人一再扮演的社会角色。我国处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全球也处于“现代性”一词描述的状态，而科学技术与现代性为伍，相互支持。忽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将犯双重错误。在风险社会中，科学技术的风险具有特殊性，它最容易被忽视，也最难堤防。

科学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群体可大可小，大至包含几乎全体科学工作者，少至仅有几个人。科学共同体处理的事情有大有小，小到决定一篇投稿能否发表，大到决定一个产业能否上马。蒋高明先生是科学家，但按时下一些不怀好意者判断，蒋先生可能要算作一名“反科学”人士。因为蒋先生讲述对未来生态环境悲观的十大理由中就有五条涉及科学家，其中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扮演了负面角色。蒋先生说：“人类中分化出一帮叫科学家的群体，他们不断地发明危害地球生态的新式武器，他们不断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找宇宙中存在的宝贝，然而这些探索也会最终危及到生态环境。”我同意这一判断，也同意田松教授的“警惕科学”的倡议。这些观点显然与全社会科学观的“缺省配置”不大一样。我还要提醒另外一点：现代社会不是官僚群体独自运行的社会，官僚需要学术权威给自己的行为“背书”，而科学技术专家通常扮演权威的角色。可以准确无误地讲，每一项重大破坏生态和环境的行动都不能单独怪罪政客的决策失误，因为专家是重要参与者。虽然出了事后，专家会表现得格外谦虚，故意降低自己的影响力。生态环境问题得到解决，首先需要改变科学观，科学传播观，升级缺省配置。

科学传播需要改进，需要扩充概念。重要的不再是多背下来几条具体的知识。知识是海量的，永远也学不完。百姓要学的，是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合理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一切以专家面目出现的言论和做法，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要有能力参与公共政策对话。

中国是大国，大国有责任搞好自己的生态，否则在世界舞台上就处处被动。中国是文明古国，但现在“暴发户”的形象几乎盖过了令人敬重的原有形象。特别爱面子的一部分中国人对部分国民出国抢购奶粉、马桶盖、感冒药十分在乎，好像这些“无耻行为”颇让祖宗脸上无光。其实，能有这点选择权的人在中国仍是少数。那些“爱国者”如果真爱面子，就应呼吁有关部门把分内的事情做好，这样，就没有人愿意到境外购物。

爱面子并不全是坏事，不要脸才无可就药。摆正人生观、价值观，每个人控制好自己的欲望，在自己岗位上做好工作，面子自然有，环境、生态自然会向好。反过来，打肿脸充胖子，一面死要面子一面做尽逆潮流的事情，呼吸点坏空气喝点脏水还是小事，还有大麻烦候着呢。

一切行动都依赖于价值设定。现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不被视为丑恶行径，很多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常被建构成某地的财神爷、改革先锋而被嘉奖、擢升。因此，必须检讨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学会判别好坏，是否，还要要追问自己：究竟要过怎样的生活？

一年又一年，太多的忍耐、退让与帮衬，令排污和破坏生态的行径得寸进尺。捍卫我们共同的家园没有错，这是我们的责任，否则子孙后代会骂我们！

本文选自《中国生态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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